常玉×罗伯特·弗兰克：当大师在困顿中相逢
常玉是我最喜欢的画家之一。我既喜欢他的画，也喜欢他这个人。怎么说呢，用富贵闲人来形容他的人生（至少是前半生），真的是恰到好处。
大概三年多前，我写了这篇文章，主要讲的是他和另一位20世纪的大师，瑞士摄影师罗伯特·弗兰克之间奇妙的友情。
每次在找到这种湮没在历史之外的小小八卦时，那些被载入了书册中的名字，好像又在历史的尘埃下泛起了淡淡的光芒。
这对好朋友相识时各自困顿：常玉家道中落，而弗兰克尚未成名。但这不妨碍他们一起度过了潇洒的时光。之后，命运的轨迹开始分叉。
常玉日益潦倒不堪，早早死去对他来说也许是上天最后的恩赐。他的后半生几乎没怎么卖出几幅画，现在却成了拍卖场上最贵的中国画家之一。
时间好像已经沧海桑田地过去了很久，而为他洒扫墓园的弗兰克，至今精神矍铄，上个月还在伯克利开摄影展。这又让人感叹，原来人的一生，也可以很长很长。
其实翻出这篇旧文章，是因为（全世界拥有最多常玉作品的）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正在展出《相思巴黎：常玉的艺术》，我也要去围观啦！复习艺术小知识的同时，顺便也贴出来请大家指教。毕竟，这么假正经的文章我也是很少写的，瞧个稀奇吧。
常玉与罗伯特·弗兰克，巴黎，1960年代
常玉×罗伯特·弗兰克：双城记
2013年，香港苏富比秋拍40周年晚间拍卖。在20世纪中国艺术类别重点的“顶尖重要私人收藏”中，中国旅法画家常玉的《八尾金鱼》以3800万港元起拍，最终以5900万港元落槌。虽然这幅画创作于1940年代初，但收藏脉络简单而清晰：它最初为常玉的好友、美国著名摄影师罗伯特·弗兰克收藏，1997年苏富比为他在亚洲举办了一场重要的个人专拍，这幅画就是那场专拍的封面作品。
1948年，24岁的瑞士摄影师罗伯特·弗兰克已经在《Harper's Bazaar》杂志工作一阵子了。前一年，他坐着货船从家乡苏黎世来到纽约，希望能在欧洲青年心目中的自由天地美国寻找机会一展身手。但是弗兰克对于这份为著名时尚杂志进行时装摄影的工作却很快就失去了热情，只重视视觉效果的时装摄影并不是他的志向所在。于是他决定辞职，成为一名自由摄影师，并且还打算去欧洲发展。
罗伯特·弗兰克的目的地中最重要的就是巴黎。早在二战刚结束时，他就曾骑着摩托车从苏黎世前往巴黎。就是在那里，他逐渐掌握了摄影，有了自己的想法。在筹备欧洲之行时，《Harper's Bazaar》杂志艺术部的同事告诉弗兰克，有位从巴黎来的艺术家准备在纽约寻找住所，可以与他交换工作室。由于工作计划的改变，弗兰克的欧洲之旅最终未能成行，但那位来自的巴黎的艺术家却按照原计划搬进了他位于东11街53号的寓所。
他的名字叫San Yu，常玉。他的家乡在中国四川一个叫南充的小县城，那里的人们会把“常”念做“San”。与初出茅庐、尚未以摄影集《美国人》闻名于世的弗兰克不同，时年48岁的常玉已经度过——毋宁说错过——了人生的巅峰。这位出生在丝绸大贾之家的富贵公子，从小就拜川籍名家赵熙学习书法、绘画和文字，18岁时又在日本美术西化运动蓬勃发展之际赴东京留学。1921年，常玉与徐悲鸿、林风眠等一同赴巴黎“勤工俭学”，在塞纳河左岸的蒙巴拿斯区（Montaparnasse）生活与进修。1930年代，他以极具野兽派和表现主义风格，同时又洋溢着传统中国文人意境的独特画风引起画坛的瞩目，聚集在巴黎的居又姆、巴斯勒、左洛夫斯基、威易、勒普等著名画商都曾对常玉的画作感兴趣。光是从1930年到1932年的三年间，巴黎大收藏家侯谢（Pierre-Henri Hoche）就收藏过他的111幅油画和600幅素描。常玉曾参加过法国秋季沙龙、法国独立沙龙，以及在欧洲地位很高的法国杜勒丽沙龙（Salon des Tuileries），1932年，他还曾入选《1910-1930年当代艺术家生平大辞典》，得到了法国主流社会的认可。
但是与罗伯特·弗兰克相识时的常玉，已经逐渐落魄了。一向坚持“不与画商合作”的态度以及清高、桀骜的作风，令他与大金主侯谢等画商决裂，名气与财富之神也随之却步。而他也认为，巴黎画派“欺骗性”的华丽色彩构成，只会混淆与迷惑观者的视觉，却无法抓住事物的本质。正是在漫长的自我反思之中，常玉的目光投向了一片全新的土地——美国画派或纽约画派的艳丽且充满激情与速度感的作品，成为能赋予画家崭新的技法与灵感的希望之地。
常玉作品：五裸女
与同时代其他涌向新大陆寻求突破的欧洲艺术家不同，常玉还梦想着借助这次纽约之行推广他发明的“乒乓网球”。这是他发明的一种结合乒乓球和网球特点的运动，其规则同网球，但是用一只类似羽毛球的球拍来击打比乒乓球稍大的球，球场面积要小于壁球场地，全场漆成红色，以白线围边，在室内和室外进行皆可。虽然此时的常玉已经深陷于生活的困窘，但“乒乓网球”之于他，并不是借以谋生的手段。他对这项运动的真心热爱，也许是他从中国传统文人思想出发，思考着在艺术和生活之间的矛盾关系如何转换成另一种艺术实践的可能性，而“乒乓网球”就是他关于艺术观念和美学思想的一项实验的开端。
无论如何，常玉敲响了罗伯特·弗兰克位于东11街53号的家门，两位日后将会在各自的领域中载入史册的艺术大家就这样成为了室友。
此时的弗兰克尚且是一个名不见经传也不甚富裕的摄影师，而常玉则是个穷人，时不时还要靠这位瑞士小友接济开销。常玉喜欢烹饪，曾在哈林区花1.25美元买了猪肾和卷心菜、土豆一起煲汤，作为两人的主食。这样吃了几天后，他们两人的脸部和身体都起了水泡。“我意识到廉价的中国生活是危险的。”弗兰克评论道。
虽然弗兰克最终也没有去成巴黎，但他的女朋友玛丽却独自一人前往，希望能体验到常玉口中巴黎“波希米亚式”的艺术氛围。她根据常玉的生活轨迹来到蒙巴拿斯的一家咖啡馆，并在那里遇见了一位女艺术家。当她自我介绍说自己是常玉在纽约的室友时，女艺术家惊呆了。她就是常玉在纽约的邻居、俄罗斯艺术家帕契科夫太太，而洒脱的常玉在前往纽约前却根本没有跟任何人告别。
离开巴黎时，常玉随身携带了29幅画作希望在纽约出售，但在与弗兰克一同生活的两年里，常玉并不经常谈论艺术，也不曾在这位室友面前作过画——至多是为玛丽和她的朋友上素描课。在弗兰克看来，这位比他年长二十来岁的中国朋友，来纽约就是为了推广“乒乓网球”。他曾描述过常玉在工作室内开辟“乒乓网球场”的情形：“首先常玉要求把房间所有的东西都搬空，接着他非常认真地干了几天，房间被漆上颜色，非常漂亮，可惜当时我忘记拍下来了。”
罗伯特·弗兰克（摄影：Katy Grannan）
不过弗兰克相信自己的室友是个好艺术家。他眼中的常玉在看到一本关于艺术的书籍时，会快速地翻阅然后又很快地搁下来。“他懂得分别艺术的好坏却不太想去谈论它。”弗兰克说。常玉倒是乐意品评弗兰克的摄影作品，其中他最喜欢一幅早期作品，那是一匹在巴黎人行道上撒尿的马，从侧面取景。“这是一幅真正的照片。”常玉说。
弗兰克几乎是想尽一切办法要帮助常玉。他曾经试图说服自己的表哥，一个法国商人，买常玉的一幅小画。法国人不想出钱，只想用一台小打印机交换。常玉当然拒绝了，他说：“我不需要一台打印机。”而到了1950年，弗兰克还在自己家族的帮助下，为常玉在纽约曼哈顿区的巴萨朵画廊（Passedoit Gallery）举办了一次个展，展出常玉从巴黎带来的那29幅画作。然而这次展览的作品一幅也没能卖出去。
不久之后，常玉离开纽约返回巴黎，临走时将这批画作留给弗兰克，以答谢他在自己客居纽约期间给予的慷慨支持。常玉回到巴黎，也许是怀念以往波希米亚式的逍遥岁月。他在巴黎的主要活动区域是塞纳河左岸的蒙巴拿斯区，著名的美第奇别墅就位于这里。颇有东方情调的圆环形建筑拥有高大的玻璃天棚，下面聚集着80间狭小的艺术工作室。刚刚来到巴黎时，常玉与其他来到这里追寻艺术梦想的外国艺术家们一样，住进了美第奇别墅中那些被称为“蜂箱”的工作室，夏加尔、苏丁、莱热、克利曼尼、贾科梅蒂等人，都作过他的邻居。
那时候，他还没有遭遇家道中落的厄运，在四川做丝绸生意的兄长一直为他自由的享乐生活提供着经济支持。与大多数进入国立巴黎美术学校接受正统美术训练的中国近代画家不同，常玉选择了进入一家私人学院“大茅屋画院”。无论什么人，买了门票就能进入画院参加速写班，每天下午2点到5点，或坐或站，对着模特画画。第一小时慢写一次，第二小时慢写两次，第三小时画速写，模特每五分钟换一次姿势。学院里没有老师，只有负责掐着时间号令模特换姿势的班长。新奇的教学模式和开放的交流气氛，吸引了许多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而常玉在这里很是出名，每次一出现就有很多人围绕着他。他用毛笔作画，有时不画模特，专画周围的人，并且无论男女老少，一概画成裸体，反而受到极大的欢迎。
而在徐志摩给刘海粟的信中，更是把常玉在巴黎早期的生活描绘得如诗如画：“巴黎是有意味不是？人情的美最令相思无已。常玉家尤其是有德有美。马姑做的面条又好吃，我恨不得伸长了一张嘴巴到巴黎去与你们共同享福……”
这位“马姑”，便是常玉的前妻，也是一生中唯一一位妻子玛素·夏绿蒂·哈祖尼耶。据说她是一位过气男爵家的女儿，文静又端庄，与常玉在美术学院习画时结识。常玉一生爱马，不仅是因为他的父亲以画马和狮子闻名，以及他拥有热爱动物的天性，也因为玛素名字与“马”的发音，常玉习惯昵称她为Ma。
然而在常玉重返巴黎的1940年，一切都不复当初的美好。早在1931年，玛素便因为怀疑常玉的不忠而坚持离婚；常玉家中的经济支柱、大哥常俊民也在同一年罹患肝病去世，家道没落，常玉也失去了家庭的资助；至于当初欣赏他的画商们，早已被他一一开罪，不复往来。曾与常玉同在巴黎学画的庞薰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亲眼多次看到常玉被人包围，要买他画的线描人物，他把画都送给了人，而拒绝了人们送给他的钱。有画商找上门来要他的画，他都一一拒绝……常玉曾告诫我，‘千万不要上画商的当。’”失去了赞助人，常玉只能偶尔靠朋友帮忙卖画来维持生计。他甚至出版了法文《中国菜食谱》以补贴家用。
罗伯特·弗兰克作品：电车-新奥尔良，1955
与此同时，罗伯特·弗兰克却逐渐走上了名望的巅峰。1954年，罗伯特•弗兰克申请了美国约翰·西蒙·古根海姆奖金，这一奖金是美国国会议员古根海姆和他的妻子在1925年设立的古根海姆基金会颁发的，每年为世界各地的杰出学者和艺术工作者提供奖金，以支持他们继续在各自的领域的发展和探索。他在申请书中写道，他的目的是通过摄影这一方式“观察和记录加入美国国籍的人们在美国发现的，诞生于这个土地并正在向外扩展的文化所具有的意义”，还说自己“要制作真正的当代的记录，而这种记录的视觉冲击甚至将使文字说明显得无用”。
1955年，罗伯特·弗兰克成为了古根海姆奖金史上第一个外国人获得者。在1955和1956的两年间，他驾着一辆破旧的二手车遍游美国大地，对美国进行“通过视觉的文明研究”。1958年，他从两万多张底片中选出83张图片，组成了那本著名的《美国人》摄影集。
这本摄影集刚一面世，便激起了轩然大波——实际上，由于内容略有敏感，摄影集先在法国出版，之后才进入美国。许多人认为他的照片连技术关都过不了，许多照片焦点不实，构图随意。还有许多人则认为他是在用一种充满恶意的眼光拍摄了美国，只关注处于拜金热潮与冷战恐惧下的美国人的焦虑、不安、冷漠、疏离——而这些在此前公开的新闻摄影中却从不允许反映。甚至，有人给他贴上“共产主义”、“反美”的标签。但是时间已经证明，《美国人》那种先知般的影像预言，不仅道破了美国的精神荒芜的实相，也让罗伯特•弗兰克几乎以一己之力改变了摄影。
法文版《美国人》的基本样式是左面登载如波伏娃、林肯、亨利·米勒等关于美国和美国人的批评，同时还登载了大量的有关美国的图标与统计数字。而书的右面才是弗兰克拍摄的照片。因此，《美国人》甚至应该被看作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批评。就像弗兰克的摄影信条所说，“比（捕捉）照片表面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在一瞬间将某个事物捕捉并将其以更为自由的形式加以表现”。
对于《美国人》的强烈反对几乎使罗伯特·弗兰克陷入了灭顶之灾。但无论如何，人们终于被他批判性的创作观念和视觉语言所打动。而罗伯特•弗兰克，也成为了继布列松之后摄影史上的另一座高峰。
在分别的十多年里，这对莫逆之交一直保持着亲密的联系。每次去巴黎，罗伯特·弗兰克都一定会去拜访常玉。他还曾请早期留法艺术家朱沅芷的前期朱海伦在去法国期间，顺道探访常玉。同样经过弗兰克介绍，常玉还结识了法国照相写实风格画家莫诺利。
1966年夏天，常玉绘制了最后一幅油画，那是一只极小的象，在一望无垠的沙漠中奔驰。他用手指点着这只动物对朋友介绍道：这就是我。然后自笑着……
8月11日，常玉邀请几位朋友来住处消夜，用一具瓦斯炉煮食，也许他没有把炉子关好，等朋友离去后卧床看书时不知不觉中毒，在睡梦中离世。第二天早上，翠华楼（常玉曾在那里工作过）老板侯成庚带着刚到巴黎的外孙去见常玉，敲门不应，又发现屋子散发着奇怪的气味。公寓管理员打开房门，满屋瓦斯味。而常玉已经躺在床上去世，胸口还横放着一本书。
不久后，当时法中社区服务协会的会员尚·陶恩先生在巴黎市郊的潘桐墓园为常玉租了一块坟地，常玉被埋在一块水泥板下，除了编号TR/1296/1966，再无其他文字可辨识。
1997年，距离常玉与罗伯特•弗兰克的第一次见面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在这一年，弗兰克将常玉留给他的画作中的一部分在台湾拍卖，所得捐给耶鲁大学成立了“安德列·弗兰克基金会-常玉奖学金基金”，用于每年资助两名中国艺术青年在耶鲁大学艺术学院学习。
同年秋天，尚·陶恩先生为常玉租下的那片墓地的30年租期将满，已经年过七旬的弗兰克亲自来到巴黎寻找几乎无人知晓的常玉墓穴。找到墓地后他立刻续租，并花钱修理一新，为常玉竖立了一块刻有中、法文名字的墓碑。
同一年，罗伯特·弗兰克为自己这位已经暌违多年的好友写了一首诗：
好吗？常玉老友
许久未见，你可回来了
带着你的精神梦想及画作
那些小脚的粉红裸女
荒漠中的孤单野兽
优美而冷傲的花卉
今天你会讶异吗
当年我自纽约抵达你巴黎的寓所
按铃时，你开门的第一句话总是：
你来这里做什么？
罗伯特·弗兰克，于新斯科细亚
1997年6月19日